西太后施展手段，把“垂帘听政”变成“训政”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不管人们的感受如何，是否能够接受，但这毕竟是一种所谓的“归政”资态，她似乎偿还了一笔“旧债”,心中略觉欣慰。但是，到一八八七年(光绪13年),光绪帝已是十七岁的人了，到了配偶结姻的时候。

按照封建王朝的惯例，幼帝一经结婚(称为大婚),就要亲理朝政了。

对于这个封建王朝通行的惯例，西太后还是不敢轻易打破的。

其实，西太后所以要搞个过渡性的“训政”阶段，炮制那么个“训政”《细则》,她除了有意搪塞要求“归政”的舆论之外，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应付必然要到来的光绪帝大婚和由此导致的光绪帝亲政的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西太后同样是不迟钝的。于是她又见机行事，在其“训政”刚刚进入两年后的一八八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又颁发懿旨宣称：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第，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

原定是由西太后再“训政数年”的，可是当她“训政”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急忙宣布要给光绪帝婚配，让他“亲裁大政”了，这岂不是一种慷慨大度之举!?

实际上在此之前，它内就有人议论有关光绪帝大婚的事了。

无论议论此事的人出自什么动机，毫无疑问，这对西太后却是一大刺激。

西太后在其懿旨中所说的，光绪帝已经成熟，待其大婚后亲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云云，正体现了她善于窥测他人动向的一种敏感心理。

她提前宣布给光绪帝成亲，让其“亲裁大政”,可以说又是一个比较“高明”的应变举动。就此而言，西太后其人确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事实说明，这时的光绪帝已具有一些成人的特点了，他对自己的处境、周围的情况和多年来西太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所作所为，显然不可能再继续处于无知的状态了。当西太后颁布了上述懿旨之后，即以光绪帝的名义降谕说：

朕自冲龄践昨。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垂帘听政，迨十二年六月令朕亲裁大政，犹复曲垂慈爱，特允训政之请，劳心庶务，又及两年。兹奉懿旨于明年二月归政，朕仰体慈躬敬慎谦抑之本怀，并敬念三十年来，圣母(即太后)为天下化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抚衷循省，感悚交深。兹复特沛温纶，重申前命，朕敢不祗遵慈训，于一切机务，兢兢业业，尽心经理，以冀仰酬我圣母抚育教诲有加无已之深思。

这份上谕，是否完全出于光绪帝的心意，固然难以确切地肯定。

但从上谕的内容看，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光绪帝的心情及其认识状况的。他在这个上谕中指出在归政一事上的反复，可以说是隐约地流露了对于此事的不满情绪。

至于说到西太后应当“休息”、愿“遵慈训”、“尽心经理”政务等等，无疑这是委婉地吐露了光绪帝希望摆脱西太后的控制，以便亲理朝政的心怀。

但是这种愿里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说明光绪帝还没有认清西太后的本意，在其身上还带着浓厚的天真气味，他还不可能取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给光绪帝配偶成亲，对于西太后确实具有格外的重要意义。

在封建王朝当中，皇帝的后、妃，特别是皇后，与皇帝的关系最为密切，她对皇帝的思想及其政务活动都有特殊的影响力。

并且西太后本人，正是由一个妃子而渐次步入青云，成为清廷的最高主宰者。所以依据西太后个人的经历，她更为深切地知道作为后、妃地位的分量。

同时，狡诈阴险的西太后也会清楚地知道，她要巩固住自己在清廷中的专权地位，牢牢地控制住光绪皇帝，能否使未来的皇后对她唯命是从也至关重要。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西太后要始终控制住光绪帝，也必须把光绪帝的皇后从一开始就紧紧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封建伦理道德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时代，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都很难摆脱这种精神上的羁绊；但对那些有自主权的封建君王来说，选择后、妃，他们是可以任意而为的。

前面说过，光绪皇帝却与历代一般的国君不同，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强大的控制力量就是西太后。

而且光绪帝对于西太后，困于“孝道”,出于敬畏，在其婚配问题上照样难以自主。因此，西太后既能左右光绪帝个人的一切，她也完全可以利用所谓的“母子”情份和封建主义的“孝道”伦理，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光绪帝选定皇后。

西太后所以敢于提前宣布为光绪帝筹办婚事，而且还振振有词大加其谈，其奥秘也正在这里。

光绪帝的大婚，对于光绪帝本人和西太后而言，关系重要的又在于选后的问题上，选后的全权，又必然要落在西太后的手里。

实际上，从西太后宣布为光绪帝筹备婚事时起，就在她亲自主持下进行了选后的活动。

正是经其“苦心”地筹划和安排，到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八日(光绪14年10月初5日),即颁布懿旨宣告光绪帝的后、妃一并选定。

关于光绪帝选定后、妃时的具体情况，在白蕉的《珍妃之悲剧》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慈禧太后为德宗(光绪帝)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各大臣少女进内依次排立，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即隆裕),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即珍妃姊妹)。

当时太后上坐，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

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选定证物(清例造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

太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日：“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予德宗。德宗对日：“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据官监云，当时称谓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

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末列二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获选也。”

经过这一过程，后、妃即已确定。按照清代制例，到次年为光绪帝举行大婚礼时，正式册封桂祥之女为皇后、长叙的二女为嫔。

光绪帝的皇后，叶赫那拉氏(1868～1913年),入宫后被封为孝定景皇后，徽号隆裕，于一八六八年二月三日(同治7年正月初10日)生，长光绪帝三岁。其父为西太后之弟、都统桂祥，她是西太后的侄女，系西太后那拉氏家族里的人。

此人比较平庸，据后来曾与她结识过的德龄说，她“是一个十足的叶赫那拉人”。在她入宫以后，身为皇后，却以西太后为护符，一再激起纠纷。

起初被选为光绪帝的二嫔，瑾嫔为姊，珍嫔为妹，他他拉氏(因系满族正红旗他他拉家族人),入宫以后，于一八九四年二月(光绪20年正月),因值西太后六旬庆典，她们俩人同时被晋升为妃(即瑾妃、珍妃)。

其祖父裕泰，在道光、咸丰年间曾任湖广、闽浙总督；其父长叙，它为礼部左传郎。瑾、珍二妃，也是出身于清朝满族大官僚家庭。

瑾妃，生于一八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同治13年8月20日);珍妃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生(具体月、日不详)。

瑾妃、珍妃，虽是出生在一个家庭中的同胞姊妹，但她们各自的特点却有所不同。瑾妃性较平稳、脆弱。珍妃，“貌既端庄，性尤机警”,年幼之时即在家中读书，受到当时一般的女性难得的教育，则该人“颇通文史”。或许与她自幼受教育的情况有关，其人性格开朗，志趣广泛，亦善于书画，对客观事物反应敏锐。

在珍妃进宫的初期，“每侍慈禧披览章奏，从旁窥阅，即能得其概要，预料太后将如何批等。”

由于珍妃性格爽朗，思想开阔，颇有见解，加上此后，在光绪帝料理政务当中，她也时有协助，因而珍妃逐渐得到了光绪帝的”宠爱”。

光绪皇帝选择后、妃的一些内情细节，因属宫闱之秘。尚难一一澄清。但据以上引述共参照有关的其他材料可以肯定，西太后的侄女叶赫那拉氏所以获选为皇后，并非出自光绪帝的本意。

所以造成上述结果，完全是由“孝钦(西太后)之强迫指定，(光绪帝)遂勉奉之”罢了。

如上所述，西太后势必要按照她的意图为光绪帝选定后、妃，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具体说，她到底为什么把其侄女选为光绪帝的皇后，也当然是有其用心的。《慈禧外纪》,“此次为光绪帝选后，其意重在为己心腹，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

又有材料认为，西太后在此的用意，除为“袒护母族”之外，“一则于宫闱之间，可刺探帝之动作；一则为将来母族秉政张本。”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中，基于地主阶级的私有性，由后、妃操纵或干预朝政，导致外威专权的事可谓不乏其例。

在西太后当政的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虽未演成象东汉等朝代那样外戚专权的严重局面，但西太后极力培植以她为中心的私家势力却是事实，她强行将其本家侄女立为地位显要的皇后，应当说不无“袒护母族”、进而“为将来母族秉政”逐步创造条件的因素。

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西太后作出的这种安排，主要是力图在光绪帝身边安插心腹，设置“暗探”,为了进一步控制光绪帝，以便长期操纵清廷。

这是西太后为了对付不可避免的光绪帝大婚、亲政，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防范”性措施。

过去多年来，西太后据其所需，为塑造和控制光绪帝，在明里暗里施展了种种手段和骗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但在早期，由于光绪帝年幼无知，觉察不深。后来，光绪帝渐次有所察觉，并且有的事(如东太后暴死等)对他亦颇有触动。

但终因那些种种的来势，既较隐讳(如对光绪帝的虐待，也打着维护“孝道”等幌子),又未直接切中光绪帝的自身利害，他似乎尚能容忍。

可是这次选定皇后，一方面与光绪帝自身的利害攸关；另一方面西太后的专横面目暴露的尤为露骨，公然当面无视光绪帝个人的意愿，强行决断。虽然光绪帝迫于压力“遂勉奉之”;并且对于这件事的内涵，当时光绪帝或许还不了知，可是西太后这一步断行为的本身，无疑是对光绪帝的一种莫大的触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怨痕。因此，为此后光绪帝与孝定皇后造成终生“不睦”和围绕后、纪产生了不解之纠葛埋下了种根。